如何用“超常的办法推动脱贫”?背靠生态,发展绿色经济成为最优解。2023年11月16日,云南怒江州,村民在福贡县石月亮乡左洛底村合作社草果收购点挑拣草果。视觉中国|图
李刚在云南怒江一户农家吃饭时看到的这一幕,让这位喜欢搜罗云南各地新鲜食材,频繁往返北京、云南的北京一坐一忘云南菜创始人惊讶不已。西方餐桌上,黑松露是与鱼子酱、鹅肝齐名的珍馐。
云南人把不能养的叫做“菌”,能养的都是“蘑菇”。黑松露就被称作“猪拱菌”,从名字来看,怒江当地很少人知道这种生长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黑松露的价值。
不只香味非常浓郁的黑松露,“大自然的馈赠”还有中餐里“熟悉的陌生人”草果——这种茎丛生植物,不仅能做香辛料,必赢注册还是中草药的一种,种植于1200-1800米海拔的地方。
可以说,“大自然的馈赠”与怒江独特的地貌密不可分。高山环抱,一江怒水奔流,地处“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区,又守着高黎贡山的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同时,这里也是全国深度贫困地区“三区三州”的典型代表——贫困发生率曾一度高达56%。“三区”是指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省藏区;“三州”则指甘肃临夏州、四川凉山州和云南怒江州。
贫穷像山一样沉默,如何用“超常的办法推动脱贫”?背靠生态,发展绿色经济成为最优解。怒江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和春庭将此概括为“生态四碗饭”——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下采集和森林景观。
以草果种植为例,如今,怒江草果种植面积超过110万亩,占全国的一半以上,直接带动全州约三分之一人口增收,是对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支柱产业。怒江州消除贫困,草果功不可没。
有的村落立体栽培做得好,有的村民做导游,带观鸟和科研人士进山,在和春庭看来,这些常识尽管还没有完全形成体系,但仍有借鉴意义,“不论是否有肉,吃得好不好,生态这碗饭始终是吃上了”。
高山环抱,一江怒水奔流,地处“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区,又守着高黎贡山的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胡俊|图
尽管鲜少人见过草果的完整模样,但齿颊留香中,常能捕捉到踪迹。不论是翻腾的火锅,还是鼓胀的炖肉包,都少不了它。
行走在怒江峡谷两岸,一眼望去是成片水冬瓜树的树冠撑着伞盖,而草果就在水冬瓜树的遮蔽下。
草果和水冬瓜联合种植,正是怒江草果能连片的原因。草果对生态很挑剔——喜欢温暖潮湿,喜阴但不能全阴,55%的荫蔽度,水冬瓜树刚好能满足它。椭圆形的叶子,看起来像是杂草,龙眼大小的橄榄形果实就藏在下面。
不少人觉得草果是“懒庄稼”,不用淋水、除草、防虫,现实是只长树不开花、只开花不结果的事情常有发生。
2020年到2022年,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元超被选派为科技扶贫干部,在怒江州委办公室挂职。恰逢当地草果病虫害严重,毒蛾猖獗,“先啃水冬瓜树,然后顺着树干把剩下的草果啃光”。
病虫害猖獗的那段时间,房前屋后、林下、草丛上到处是毒蛾的卵块,一个卵块就含有近1500粒卵。怒江生态保护要求高,病虫害防控异常困难。“只能结合怒江地形,用生态等绿色防控的方法,防护住病虫害。”元超他们设计了一套方案,在病虫害的不同时期,利用生物防治的办法防住病虫害。
草果是虫媒花,必须依靠昆虫传播花粉,才能结果,种草果和养蜂,能否结合起来,延伸出“草果+”产业?通过实验,元超发现了一条立体栽培体系并建立起来——水冬瓜树下种草果,水冬瓜树上绑石斛,草果下养蜂、培育羊肚菌。
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的关键,2025年是最后一年。2025年3月27日,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刘永富来到怒江福贡县沪滇产业园,了解草果、茶叶精深加工和产品研发情况。
这个产业园坐落在福贡县城南行大约5公里的一处山谷。怒江98%的面积是山地,大部分耕地坡度超过40度,找到一块平地不易,当地官员的说法是,福贡除了县城以外唯一一块平地用来建了这个产业园。
除了草果本身,怒江还开发出了以草果为原料的气泡水、调味品,乃至香薰、护肤品等。在福贡县沪滇产业园,怒江7家草果产业企业共研发92款产品,上市销售27款。
刘永富认为,草果产业在怒江打赢脱贫攻坚战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让很多乡亲们摆脱了贫困,如今要加快发展精深加工,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使其在乡村振兴中继续发挥重大作用。
查阅怒江的相关资料可以发现,当地拥有“三江并流”的壮美景观、神秘的东方大峡谷、独特的民族文化风情、野生动植物物种基因库等美誉。
但这些美誉放在十几年前,很难给怒江的发展带来实质性的帮助。云南省委党校省情与政策研究所刘小龙2012年在《云南省委党校学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对怒江的发展方向做过分析:如果发展农业,适合粮食种植的地方极少,且产量极低;如果靠资源,则“短缺的资源无法再生,丰富的资源无法利用”。
其实,早在本世纪初,怒江水电开发就曾提上日程,直到2016年,云南省两会上明确将停止一切怒江小水电开发,推动怒江大峡谷申报国家公园。当年5月,云南省批复同意设立怒江大峡谷国家公园和独龙江国家公园。
这意味着,传统发展路径已被堵死了。201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云南省政府召开“怒江发展问题”座谈会,提到“发挥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以及持之以恒地加强生态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
和春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依据山脉由高而低,怒江划分了不同的发展重点:山顶封和禁,避免人类活动,保持原始的森林生态系统;半山移和退,进行生态移民和退耕还林;河谷建和育,这是人们主要的生产居住区域,要建设和养育好。半山和河谷成了发展林下经济的重心,但“核心依旧是保护好生态”。
草果正式走入了人们视野。2014年,怒江州委州政府下发《关于加快草果产业发展的意见》,希望做大做强草果产业,将其作为当地增收的重要产业。时任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2018年两会期间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说道:“云南怒江的草果已经进入丰产期,大家靠这个就可以脱贫了。”
刘永富的预判很快得以实现。2020年11月,怒江全州脱贫。如今在草果主产区福贡县10万农业人口中,80%种植草果,2024年福贡县的56万亩草果已有33万亩挂果,收入约6.6亿元,平均每人收入在6000元以上。
福贡县福果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自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通过订单农业和定向收购的方式,福果公司种植加工销售一体,目前涵盖了一千多种植户,并计划在2026年扩展至两千户左右,草果的收购价也相比之前的零散收购价一斤高几块钱。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条件,怒江正积极挖掘怒江精品咖啡的种植、加工和销售。胡俊|图
在不少农业专家口中,云南“种什么都不会太差”,甚至菜市场在云南都能成为必打卡的旅游景点,在社交媒体上被誉为能治愈焦虑的“浪漫哲学”。
2024年6月,李刚到怒江采风,无意间了解到,当地居然还产松露。“我们之前在昆明一些市场看到的松露不太好,也没有专门到源头找过,中间有很多信息不对称的地方。”
难以运出去,运输成本太高是知名度低的原因之一。怒江州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邮政局局长段世明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怒江道路条件差,虽然有了高速,但因建设成本高,收费贵,同时农产品体量小,运输成本难以下降。
福贡县向北到贡山县丙中洛乡,茶马古道从这里经过,这里就以羊肚菌、松露的高品质而著名。贡山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和晓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虽然当地的农产品品质高,但是体量小,大部分是自产自销。
李刚发现,贡山松露成色深,冬季基本是黑褐色,是云南松露里香味最浓郁的。2024年底,李刚的餐厅做了张海报“贡山松露熟了”,把松露菜单带到北京、上海,许多美食家品尝后难以置信,原来云南有这么好的松露。
如今,为了保证品质,贡山规定只能在11月之后才能到山里采挖,也在每年这时候举办松露节,邀请人们走进贡山寻味松露。
传统上,寻找松露的任务由猪承担,它们对松露独特的气味极为敏感。然而,猪发现松露后经常会直接吃掉,甚至可能破坏松露的菌丝体,影响生长。于是“松露犬”成为更好选择,这些犬只通过训练,学会识别松露的气味,发现后用爪子示意主人。
贡山已经有村民训练了“松露犬”,游客在松露犬的带领下,深入山林,亲身体验寻找松露的过程,感受从山林到餐桌的全过程。
从被誉为“人神共居”的丙中洛开始,探访怒江第一湾,再沿着这条被誉为“最美进藏路线”的丙察察公路,就能在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之间的峡谷穿梭。
怒江大峡谷又被称为中国的“东方大峡谷”,曾几何时,这里是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高山阻隔了外界的喧嚣,吸引众多寻幽探奇的背包客。那时,这里没有客栈,也没有商店,旅人只能挨家敲门问“今晚能否借宿一晚”。
上世纪90年代,郁伍林从上海回到家乡——老姆登村,怒族语的意思是“人喜欢来的地方”。当时,村民属于“靠山吃山”,偶有驴友借宿村民火塘边小床上,临走时会悄悄在枕头底下压些现金,算作谢意。
2001年,郁伍林建起了村里第一家只有8张床位的客栈,取名“怒苏哩”,意为“怒江之歌”。“乡亲们看着我开张挣钱,都跑来讨教经验。我从选址、设计到怎么铺床叠被、如何接待游客,一样一样地教。”郁伍林不仅是民宿带头人,更是怒族非遗传承人,唱得一口地道的“哦得得”——这种怒族山歌,一开口就能把人“唱”进大山的怀抱。
现在,村里已有四十多家村民经营的民宿和农家乐。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栈在大山里“长”出来。设计前卫的玻璃屋与怒族木屋并肩而立,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上演着一场“山间对话”。
怒族歌手江晓春也在老姆登村设立了演艺中心,他还经常到泸水市驻唱。相比传统民谣,他改编后的歌曲旋律更加轻快,歌词也更贴近当下,“我希望年轻人听到,也愿意唱起来”。
怒江州福贡县老姆登村“江家小院音乐工坊”里,音乐人正在弹奏达比亚(一种乐器)。胡俊|图
“怒江大峡谷”五个大字就印在泸水市新城对望的山坡上,五个大字下面的步行街,酒吧林立,聚集了生活在怒江的年轻人,直到深夜,依然喧闹。更显眼的是,怒江大峡谷沿江步道两旁装上了5块LED屏幕,不间断播放着野外摄影机记录下的野生动物,如极度濒危、仅有几百只的怒江金丝猴、云豹、高黎贡羚牛等。
“我们以前只会种一些粮食,现在茶叶、水果都种起来了,还能卖给游客。没开客栈的,也能靠卖水果、卖茶叶吃上‘旅游饭’。”江晓春说。
在怒江大峡谷的阳坡村,清晨的山雾尚未散去,村民已在木屋前的火塘边升起炊烟,围炉煮茶。火塘中燃烧的,是村民收集的木柴,木柴噼啪作响,茶香袅袅升腾。
世代居住在山间坡地的少数民族,在河流和山腰布设拦木网,收集自然掉落的树木,作为煮饭、取暖的材料。也因地制宜地建造木楞房——这种建筑采用人字形屋顶,木板覆盖,石块固定,既坚固又保暖。
在这里,木材不仅是取暖煮茶的燃料,更是文化的象征。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之前有人从木屋搬到了水泥房,后来看着游客喜欢木屋,想盖间木屋,却发现很难了。
从2017年开始,中国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根据森林法,中国实行“采伐限额”管理制度,每五年制定一次森林采伐总量控制指标,各地不得突破,包括商品林和公益林。
盖新木屋最常见的方法是“拆老建新”。和晓娅说,在非文保单位,如果村民不想住老房子,可以选择卖掉,实际就是卖木材,“现在木材脱销,大家听到哪一家要卖木材,消息还没发出去,很多人已经去问了”。
怒江有着大面积保存完整的原始森林,境内有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等多块保护地,生态红线%。
“我们肩负着极大的生态保护的责任,反过来也是制约。”和春庭困惑的是,生态保护了,但怒江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空间变得局促了。1983年,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这条红线就无法再动,生产、生活、生态三个空间怎么平衡,是一道很难的题目。
同样感到压力的还有贡山县县长李勇。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尽管贡山县致力于生态产业发展,但是在生态旅游开发中,游客数量的增长可能超出环境承载能力,例如热门景区丙中洛、独龙江,旅游旺季时游客大量涌入,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带来巨大压力。
“以前是为了保护而保护,现在是,老百姓油然而生对生态的爱护,因为从中获得了生活的必需品。”和春庭认为,这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体现,“有高水平的保护,才有高质量的发展,如果怒江满目疮痍,什么都看不到,就没人来了。”
2024年11月30日,云南怒江州,清晨,游客在丙中洛观景台等待“日照金山”美景出现。视觉中国|图
2017年,为拍摄扶贫纪录片《落地生根》,导演柴红芳首次踏足福贡县匹河怒族乡的沙瓦村。这座藏匿于高黎贡山山脉深处的村落,地势险峻,柴红芳第一次尝试进村时,未能成功登顶,“坐在半路特想哭”。第二次,在村民的协助下,耗费六小时才抵达沙瓦村。
沙瓦村的村民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节奏。这里的耕地坡度大多超过25度,村民们将下地劳作形象地称为“爬天爬地”。柴红芳深感,这里的贫困根源在于缺乏一条通往外界的道路。
然而,怒江州交通运输局铁路民航航务科科长茶玉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怒江不仅道路建设成本高,“每年雨季或多或少有泥石流和滑坡,道路养护成本非常高”。
这也导致当地的很多农作物、特产,不少都是人背马驮,靠着溜索一点点从山里运出来,价格构成中大多是采摘及运输的人力成本。
3月29日,在2025减贫治理与全球发展(怒江)国际论坛上,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会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郭卫民指出,用好高科技、发展数字技术,是怒江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2025年2月,怒江大峡谷低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希望用无人机降低草果采摘运输成本。公司负责人陈晓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过去靠人走一个小时的地方,无人机只需要5-10分钟,采摘运输成本降低20%以上,越是海拔高难走的地方,无人机越具有经济优势。
不过,无人机只适合运输一些货值高的产品。段世明做过测算,如果用无人机运快递进村,一件成本2元左右,而人工只需0.5元。“无人机最大的好处是保障时效,对附加值高的产品有价值,但对普通消费品而言,无人机成本效益还有待分析。”
怒江大峡谷地处横断山脉,两岸峡高谷深,沿途道路时有落石、滑坡等自然地质灾害发生。胡俊|图
交通不仅制约货物运输,同样影响旅游。凡是去过怒江的人,无不为那里的美景震撼,但无论从保山还是丽江出发,到达怒江都要大半天。“100个人去云南旅游,两三个人到怒江就不错了。”李刚说,去怒江需要专门为它而去。
目前,怒江是云南16个市州中唯一没有铁路及铁路在建的地方。怒江地处全国版图的末梢,地形地貌特殊,基础设施建设难度高,铁路和民航机场都是0。怒江旁边的保山、大理已经有了铁路,怒江当地人有时坐上两个小时的大巴,到那里感受下高铁出行。